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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單車友好」政策 香港行得通?

【經濟日報專訊】在車來車往的倫敦、紐約等大都市,近年致力打造成為「單車城市」,鼓勵市民日常生活或上下班也可單車代步。

而踩單車近年在港亦大行其道,惟本港市區道路設計並不鼓勵單車行駛,但既然如倫敦等城市也可做到,本港又是否絕對「Say no」呢?

政府昨向立法會遞交的數字顯示,過去各區的單車意外傷亡數字有所增加,此亦可反映,在港踩單車人數愈來愈多。事實上,近年踩單車在港大受歡迎,尤其是不少中產,也加入踩單車行列。

立法會「開鑼」第一天,新任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便以踩單車上班形象亮相,但卻惹來同樣經常以踩單車代步的龐一鳴質疑是「做騷」,指胡志偉是由黃大仙坐港鐵到金鐘後,才踩3分鐘單車到立法會,他遂公開挑戰,邀約胡志偉踩單車直接由黃大仙踩到政府總部,這才是「真心踩單車上班」。

誠然,要踩單車上下班,在香港並不容易,本港市區人多車多,運輸署亦不鼓勵在市區踩單車,原因是市區道路流量較高,路旁上落客貨活動頻繁,有巴士或重型車輛經過,對單車客尤其危險。

不同於郊區有專用單車徑,在市區的車路上要踩單車,並沒有專用綫,「單車友」的確不容易,但面對如此「單車不友善」的路面設計,近年卻仍見不少人在鬧市中仍堅持踩單車代步。

例如前教育局政治助理楊哲安,過往亦踩單車到中區政府合署返工,財經分析員王震宇以往亦每天踩20分鐘單車上班,成功爭取中環國金二期提供單車泊位予單車友。

其實,在市區部分路段提供方便單車的友善設施,是否完全不可考慮呢?

可效倫敦 巴士專綫准單車用

交通繁忙的倫敦,政府近年致力打造成為「單車城市」,實行多項措施鼓勵市民多踩單車,大力推動上下班以單車代步。
為了方便單車友,在道路改建及設計上花了不少工夫,如把貼近行人路的車道劃為單車綫,雖被部分單車友指車道不夠闊,但至少有專屬路面可用。

本港的道路一般較狹窄,在路面騰出空間可行性極低。但亦可效法倫敦另一做法,就是將巴士專用道,也開放予單車使用,令單車友毋須與其他車輛爭路。

倫敦政府為了鼓勵住在郊區的上班族利用單車通勤,近年更規劃12條單車快速專用綫,連接市中心和市郊,假日則用休閒騎乘。務求在2025年把市民踩單車上班的比例增長至現時的4倍。龐一鳴亦指香港可參考把巴士專綫改為巴士與單車共用,吸引單車使用者。

其實,各地推行全民踩單車,更成為最佳城市的指標之一,以《經濟學人》每年選出的全球十大最適宜居住城市,包括墨爾本、溫哥華等,都有共通點,均有推廣市民踩單車的政策。倫敦市更在網站上以「單車革命」來形容現時的倫敦,並指「單車讓倫敦成為世界最佳城市的最重要工具。」

迎世界潮流 港建「單車城市」

單車成為世界潮流,不止可減碳環保,改善空氣污染,亦可推廣全民健康。丹麥哥本哈根是著名的單車城市,政府建議民眾每天踩單車一小時,便是希望提升全民健康,估計藉此可減省每年醫療開支達4,030萬歐元。

若然本港也可有一場「單車革命」,讓更多市民可以在市區以單車代步,上班族亦毋須一定要迫巴士、港鐵,則會否比起在維港建泳棚,更能紓減港人壓力呢?

無理當常理 「投訴之都」走火入魔?

【經濟日報專訊】一名視障人士日前帶同導盲犬乘搭港鐵,卻被乘客投訴「看來不似視障人士」,港鐵站長查問後竟提出要他掛上寫明視障人士的名牌,事件在網上惹起爭議。一宗荒謬的投訴,令人反思現今的投訴文化是否已過火?

導盲犬風波 凸顯無同理心

香港導盲犬協會主席曾建平,上周六(20日)在facebook留言稱,日前與導盲犬Deanna到月台準備搭港鐵,有站長上前詢問Deanna是甚麼狗,當得知是導盲犬後,站長解釋,原來有乘客投訴他看來不似視障人士,站長要求他日後坐港鐵,戴上名牌顯示自己是視障人士。曾建平則回應指若站長願意戴上名牌顯示自己是男人,自己或會考慮這「特別」要求。

事件在網絡上流傳,引發網民熱議,當中不少替曾建平感不值,批評該港鐵站長處理手法「離譜」,不尊重視障人士,亦有人斥責事件中投訴的乘客欠缺同理心及尊重,「香港投訴文化深入民心,有理無理都嘈咗先。」

本港近年被稱為「投訴之都」,投訴風氣蔚然成風,遇上不合理作出投訴,冀可改善或取回公道,是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事,但問題是,投訴出發點是否有合理的理據?

企鵝館被指太凍 啼笑皆非

今年7月,海洋公園冰極天地開幕,有遊客竟向園方投訴企鵝館太凍,令人啼笑皆非,館內溫度調低至8至10度因這是企鵝生存的環境需要,連這也投訴?道理何在?惹起爭議的投訴,近年還有屋苑居民不滿雀鳥叫聲擾人清夢,投訴青蛙聲擾民、木棉樹花開花落是滋擾等(見表)。

社會進步,問責意識抬頭,加上投訴渠道增多,花費一、兩分鐘寫封電郵,已可完成投訴程序,投訴數字增加不難理解。
誠然,投訴是市民的基本權益,合理的投訴可推動社會進步、消除不公平及違規行為,例如市民向消委會投訴黑店不良銷售、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政府部門的效率問題等,不但為自己爭取權益,也可促使店舖或機構改善,令其他人也受惠。
但時至今日,香港人的投訴文化,滲入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且變得事事以自身權益出發,個人受到「怨屈」或「看不過眼」,事無大小「嘈咗先」,要找「代罪羔羊」。
申訴專員黎年便曾指,部分投訴人只是為啖氣。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心態,對社會又是否有益?
更甚是,連年幼小孩亦耳濡目染地成為「投訴專家」,有報道便指有幼稚園學生不滿老師要求放好書包而出言唬嚇:「我媽咪會投訴你!」

投訴固然有其用處,但須有的放矢,顧及有理有節,濫用投訴機制,只會浪費社會資源。
在擁抱投訴的權利時,也應顧及同理心及互相尊重,能否以更大包容來取代事事投訴?
今年6月,台灣亦有一宗導盲犬風波,一位盲人帶導盲犬搭巴士,一名同車婦人頻向司機投訴狗有臭味,司機一再解釋是導盲犬,但婦人仍叫囂,車內一位中學生看不過眼,發起車內乘客公投,結果乘客都認為導盲犬不臭。
婦人不甘心,再打電話至巴士公司投訴,但答覆是:不會懲罰司機,且要給予獎勵。

濫用機制洩憤 社會欠包容

不顧理節的投訴文化,只會扼殺社會的包容空間,「刁民」風氣固然不可長,但另一邊廂,處理投訴的機構亦應以客觀公正處理投訴,若遇到不合理投訴也為了「以和為貴」或免卻麻煩而給予方便或討好,變相助長無理投訴歪風。
蛙不准叫、鳥不可以鳴、視障人士要掛牌表明自己是視障人士,還有更荒謬的陸續有來嗎?

上班求效率 踢走「磨爛蓆」風氣

經濟日報專訊】打工仔慨歎「有開工、無放工」,但有調查指,部分僱員只為向上司顯示自己勤力而超時工作。「香港精神」講求吃得苦、努力打拼,但不等如「磨爛蓆」,一日不改變「加班就是好」的想法,打工仔便一日難安心放工。
工時長問題存在多年,根據瑞銀今年發表的報告,本港工時平均每年2,296小時,在全球72個城市中排行第5,雖然低於首爾、曼谷等,但遠高於上海、倫敦等地(見表)。
今年1月有報道指,四大會計師行之一的德勤因不滿部分員工上班遲到,發出通告提點員工準時8時半上班,豈料有員工貼出另一「通告」,反指員工的正式下班時間應是下午5時半,而不是深夜或凌晨,諷刺公司要求員工要長時間加班。

「假加班」為博好感 管理層受落
當然,加班有時是因為工作需要,但也有另一種「假加班」,放工後留下來並非為了工作,只為博取僱主或上司好感,即所謂的「露面文化」。有機構昨發表調查指,11.9%受訪僱員認為逗留在公司的時間愈長,別人愈會覺得自己投入工作;21.4%認為很多同事不會在上司下班前離開(另有相關報道詳見A32版——「員工扮勤力 老闆未走不敢走」)。
這情況對於打工仔並不陌生,網上也有不少分享,指工作早完成了,但老闆還坐在公司,只能在座位上玩Angry Birds、MSN;又有人大吐苦水,指主管還在,沒有員工敢先走,6時放工要待至10時才走,整整4小時只在網上消耗時間。
誠然,一隻手掌拍不響,這又不盡然是打工仔的問題。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管理學院教授Kimberly Elsbach前年訪問39位大型企業主管,發現企業傾向把待在公司愈長時間的員工,視之為愈勤力、愈負責任的員工,有主管更以員工出席工作會議的次數來評定員工是否勤力,而不是員工在會議上有否貢獻。

工時長損健康 生育率低元兇
加班有獎,造成人人加班的風氣,但加班卻會影響員工心理及健康。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一項研究發現,相比每天工作7、8小時,工作時間長達11小時會令心臟病發作率增加三分二。而日本一向是超時工作的「冠軍」,更有「過勞死」的專用詞出現,每年有不少懷疑因過勞致死的個案出現。
即使是「假加班」,壓力可能稍減,但也令員工的私人時間減少,不止個人休閒活動,連陪伴家人或朋友的時間也相對變少。經合組織更指,工時長令不少夫婦要在賺錢與生育之間作出抉擇,且因往往選擇前者,以致工時長的地區,生育率偏低。
香港的生育率低是否又可歸咎於工時長,難有定論,但香港打工仔對於超時工作,則肯定感受良多,當外國都開始注重work life balance,港人是否仍要抱「比老闆早到遲走」的心態呢?
西方有「work hard、play hard」的觀念,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前研一在近年的著作《OFF學》中,提醒上班族不應只在工作的領域上游刃有餘,更要懂得「off」,把工作的開關關掉,好好享受下班後的生活。

勞資須協調 改觀念免無事忙
外國大型企業近年已漸漸拋棄工時愈長愈好的觀念,改為着重工作效率,例如IBM讓員工彈性上班,只要員工完成手頭工作,便可提早放工,公司亦沒工時紀錄,懶理你去釣魚或睇戲。
美國租賃影碟公司Netflix、健康網站Go Health等,則推行「假期無上限」制度,員工完成工作便可放假,Go Health高層曾指制度令公司更易吸引高質素人才,也可提高員工效率及減壓。
要改變「加班」文化,企業、老闆及員工都要一齊努力,而港府亦正研究就標準工時立法,預計今年底前發表報告。若然放工也要先查看老闆在不在,又要與同事商量何時走,無事忙卻要留在公司「磨爛蓆」,如此苦苦相煎,何必呢?

陶傑: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加至三十元。香港就業市場,人力質素已經麻麻,「本欄」──現在的「專欄作家」,自稱不講「筆者」,也不講「我」,也不似以前唯靈寫食經之自稱「區區」。也不像三蘇之自稱「三蘇認為」如何如何,而是叫「本欄」。你可知「本欄」這種稱呼,是誰發明?冇錯,就是本欄,筆者,區區我陶傑了。現在全港多名專欄作家學足我叫,「本欄」認為如何如何,好似「本官」判詞,一言九鼎,你說我對中國文化,幾大貢獻呢──本欄最近光顧一餐廳,一名九十後做侍應,本欄與朋友,叫了三杯芒果汁,三隻高杯,侍應一隻托盤,走過來,已經手震震,本欄心想:一定出事,果然,侍應哥仔雞手鴨腳,即倒瀉了兩杯。

原來此等災難,已經屢見不鮮。三十年前香港的夥計走慣江湖,醒目靈活,左手捧三碗湯河,右臂兩碟油菜,大叫「滾水滾水」,快步閃出,好似玩雜技,必有驚無險,今日餐廳酒家,早已不見此類中國江湖店小二的技藝。

當日打翻果汁的侍應,老闆並無苛責,只好言相勸,唔緊要,我同你抹咗佢!

因為怕炒了人,請唔返,香港之死在這細微處開始。

公屋輪候者 四成住公屋居屋 30歲以下4年增6倍

【明報專訊】公屋輪候冊申請人數直逼20萬大關。房委會調查顯示,公屋申請人中,有43%是公屋或居屋住戶,餘下則是居於私樓的市民。而輪候冊上30歲以下的新增單身申請者,更由2008年的2800名增至今年逾2.03萬名,4年急升超過6倍。

截至今年6月底,公屋輪候人數已達19.96萬。房委會早前抽選3000名公屋輪候冊申請人作統計,以蒐集申請人的經濟特徵等資料。調查顯示,現時輪候冊申請人整體家庭入息中位數為8500元,較2008年的7200元增加18%。

調查又發現,申請人是公屋住戶的數目愈來愈多,55%申請人居於私人房屋,較2008年的62%跌7個百分點。住在公屋及居屋的申請者,佔整體申請者的43%,較2008年的33%增加。至於住在臨時房屋如天台屋的申請人,則由佔整體5%減至2%。

非長者單身申請主因:希望獨居

另外,調查反映公屋申請人有年輕化趨勢,當中新登記輪候冊申請人平均年齡,由2008年的43歲逐年下降至今年的38歲;而非長者單身申請者的平均年齡,亦由2008年的37歲下降至今年的30歲。

調查發現,輪候冊有4.57萬名30歲以下單身申請人,單在今年已新增2.03萬,較2008年的2800名急升6倍;當中30歲以下單身申請人中,43%登記時是學生。有62%申請人稱,獲編配公屋單位後將脫離現住戶,另組新家庭;而在非長者單身申請者中,68%表示「希望獨自居住」是申請公屋的主因。

身兼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員的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公屋政策在樓市熾熱下已被扭曲;私樓價格與實際負擔能力脫鈎,年輕人根本無力負擔,唯有選擇申請公屋,公屋家庭子女長大後,為改善生活或期望擁有自己空間,選擇「拆細」申請,令申請人數大幅增加。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原定周五舉行首次會議,將順延至下星期一,原因是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當日要出席立法會有關南丫島海難慘劇的特別會議。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認為,在供應短缺、私樓租金猛漲下,未來年輕人申請公屋的趨勢仍會持續;而政府復建居屋亦吸引申請人策略性申請公屋,利用公屋作跳板申請居屋。

通識導賞﹕鬧市尋親 農夫你為何捱餓?

【明報專訊】每天我們放進口裏的每樣食物,最初都是出自農夫的一雙手,我們與農夫的關係本應非常親近。農業社會的年代,父母兄弟或自己就是農夫,餐桌上的食物都是自家田裏來的,或跟鄰舍交換買賣的;近代一點,我們吃新界人種的絲苗、蔬菜、家禽,農夫仍離我們不遠;到了今天,我翻翻自己的食物櫃,粟米從泰國來,番茄是荷蘭的,咖啡來自馬來西亞,士多啤梨來自美國,栽種這些的農夫是什麼模樣、過着怎樣的生活,我想像不到。

又其實,我大部分時間放進肚子裏的,是食肆弄好的菜式,我對那食材源頭一無所知。比我再年輕一點的,會以為雞就是雞髀雞翼的樣子,米來自超級市場的貨架。因為我們是城市人,負責「高增值」的出賣腦力的工作,掙到錢就買,要吃什麼,自有專事食品產業的人賣給我們。

然而,這形式的分工合作,並沒有令世界更美好。農民明明種出足夠餵飽全球70億人的分量,但每日卻有10億人捱着餓入睡,諷刺的是,當中8億捱餓人口就是種食物給我們的小農。
為何農民會過着這樣的生活?食物從田裏到達我們手上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日前樂施會「Grow糧食公義運動」的成員便帶同志願者在灣仔鬧市進行一場「尋親」之旅,拜訪賣農作物的、煮食的、回收剩食的人們,打聽一下我們的衣食父母——農夫的下落。結果農夫找不到,但總算從各位中介者口中知道了一些農夫捱餓的原委。

1. 灣仔街市
不時食物 大量碳排放
「大家今朝早吃過什麼呢?」來到第一站的灣仔街市,我們便遇上經常跟食材打交道的「Grow」太太,參與者的答案各適其適,粉麵飯三文治都有,再問「為何揀了這些食物呢?」便都是因為「好吃」、「方便」。Grow太太卻提醒我們,其實選擇食物應該按時節,不時不食。
時值中秋,問到什麼是合時節的食物,大家只想起月餅和沙田柚!其實,萬物本都有其適合生長的時節和天氣,昔日全民耕作時,不用強記什麼才是合時節的食物,因為自家田裏長出什麼、門前大樹什麼時候開花結果,收割來吃便對了。今天我們不耕作,街市是漁農作物的集散地、城市裏最貼近大自然的地方,然而我們進內逛一圈,對於什麼是當造食物仍茫無頭緒。因整個食物產業都為了遷就我們對「好吃」和「方便」的要求,從世界各地輸入各種季節的食物,於是炎炎夏日我們都吃到菜心、青紅椒,冬天又有苦瓜賣。
吃不合時節、異地輸入的食物,通常都不合自己體質需要,而且輸送過程為免腐壞,必定落重農藥,吃了也對身體不好;對農夫來說,空運食物產生大量碳排放,種不合時的作物也意味着要建溫室、開空調,都會浪費能源資源,加劇全球暖化和氣候危機,令耕作變得更困難,生活百上加斤。

2. 樂農
土地種飼料 窮人不夠食
回到車水馬龍的軒尼詩道上,修頓球場對面一幢商廈的二樓舖,我們找到素食餐廳「樂農」。推門進去,樂農的氣氛寧靜平和,原來這裏是聘請聽障人士的社企,穿綠T恤的聽障店員落單、傳菜和應對顧客都駕輕就熟,配合手勢,笑容態度都比一般餐廳更可親。
名稱裏雖然有個「農」字,但這裏也沒有農夫。不過,素食確實是一種對農民和農業環境更友善的生活方式。例如養牛就比種菜多耗用20倍的水、排放更多溫室氣體,而原本可以種粟米和大豆的土地用了來種牛飼料,而不是養人時,吃不起牛肉的窮人就不夠食物了。就算不能一下子改吃全素,平時多菜少肉,或一星期吃一日素,都有助改善農民的生活和環境。
樂農餐廳的特色是少用素肉,真正瓜菜為主,除了固定餐單菜式外,也有是日鮮蔬推介。師傅認為,食材新鮮再加上花心思調味搭配,不用肉或仿肉製品都可以很好吃。席間有參與者問,蛋和芝士算不算素食呢?師傅就解釋,市面上的蛋都是未受精,因受精後的蛋容易變壞,而生命是精子和卵子的結合,吃未受精的蛋可以理解為沒有殺生;芝士用牛奶製造,毋須殺牛,所以部分素食者也會吃這兩種食材補充營養。

3. 盧押道垃圾收集站
丟棄食物 不止價錢損失
穿過修頓球場,下一站竟是垃圾站?原來很多食物離開農夫之後、來到我們手上之前,已被中間人丟到垃圾站和堆填區。香港人每日浪費約3200噸食物,相當於120架雙層巴士的體積。而蘋果是最常被浪費的食物,每6個就有1個被丟棄;比如10蚊3個地買,總有一個半個被遺忘了,放到腐爛不能吃。丟棄食物,損失的並不止是我們花在那食物上的價錢,它栽種和運輸的過程,都耗費了很多能源,丟在堆填區裏,腐化時亦會排放比二氧化碳遺害更大的溫室氣體甲烷。
不過,丟棄食物除了是個人浪費的問題外,也與整個食品產業有關。早前超市丟掉未過期的麵包、凍肉、蔬果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食物銀行「樂餉社」負責人Vincent就說,其實乾貨類都經常被丟掉,而它們很多都處於仍然適合食用的狀况。因銷售者並非考慮「食唔食得」,而是食品是否仍有商業價值。例如罐頭和飲料,運送過程中一件破裂了,漏出物弄污了箱內其他貨品,招紙染了色、撞凹了賣不去,乾脆整箱丟棄免佔用店舖空間;糧油麵食,接近到期便沒人買,就算仍可食用都被丟掉。樂餉社的任務便是在銷售者跟垃圾站之間,把仍可食用的東西攔截下來,既不枉費農民的一番心血,也分發給有需要的人。
別以為飢餓離我們很遙遠,香港約18%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每月以少於3275元支付食物、住屋及一切生活所需;如今物價飛升,可以想像這些人都難以確保三餐溫飽。

4. 土作坊
投資撤走 土地產力盡失
儘管農業式微,新界仍有少數農夫在默默耕耘。從藍屋背後鑽進內街,是聖雅各福群會的社企小店「土作坊」。這裏售賣本地9個農場的有機菜、社區生產的糧油醬醋、生活用品等,負責人阿民一定見過農夫的蹤影!果然,他的爺爺就是農夫,他自小在田間長大,「當你跟農田和農民有關係,知道蔬菜點來,在田裏摘新鮮豆角炒來吃,係好開心的。香港人好鍾意食,所有電視台只要做飲食節目,搵個美食家搭幾個靚女嘻嘻哈哈,收視就一定高,成本又低。但究竟我們的食物係點生產的?」
阿民解釋「糧食正義」,就是生產、銷售與消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你同農夫之間,你say多定佢say多?係你,因為你有錢,他要賺錢才能生活。」香港人好喜歡吃菜心,一年四季都要吃,夏天華南地區種不到,香港商人就去寧夏投資農場種菜;寧夏凍,可以種冬天菜,蟲害少、地方大,好像很理想,但這就涉及正義問題。因寧夏是半乾旱地帶,其實不夠水,強行引水大量生產,令土地鹽鹼化後便不能再種植。屆時投資者可以撤走另覓地方,當地的農民卻走不了,土地又生產力盡失,如何生活?
「你食8蚊斤寧夏菜心,其實無計這個社會和環境成本,是當地人替你擔了。好多時商家話消費者鍾意,消費者又話自己無得揀,只可以去A店或B店買同一來源的菜心。的確,賣菜的人話事權是最大的,種菜那個最細,我們買菜,消費者力量也可以改變一些事。有機菜比較貴,因為農夫採用對大自然好的方法,也替我們承擔了天災、意外失收的風險。當我們知道背後的問題時,就應該找其他選擇。」

5. 天台農屋
都市人揮霍 農民吃不飽
離開土作坊,參與者流連橫街之間研究下一站的提示卡,忽見一幢舊樓天台上有人招手,又有茅屋的蹤影,連忙爬五層樓梯趕上去。可是,茅屋已人去樓空,天台牆壁上貼着一張張替我們生產食物的小農面孔,以及他們的生活故事。
在高度都市化和社會分工下,農夫實在已於鬧市絕迹;我們的生活和食物都與農夫距離很遠,當農民靠多年經驗和出色技能努力適應環境、生產糧食時,都市人則憑金錢肆意揮霍有限的食物和破壞環境。「氣候變化對香港人的影響少很多,因為我們有大廈保護、跟土地的連繫不緊密;對農民來說,卻會破壞他的生活、傳統、家庭、所有生存必要的東西。農民吃不飽,跟我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樂施會的成員總結。
傳遞種子
最後環節,參與者傳遞一小包類似種子的東西,有人猜是黑椒、有猜是薰衣草、有說是茴香,最後開估,原來是很多人都吃過的羅勒,「吓?乜basil咁樣㗎咩?」吃了多年都不知道植物的模樣,正是都市人通病。活動的最後一環,送給各人一小杯泥土和羅勒種子,帶回家放在窗台試種,重拾與農作物、土地和農民的一點連繫。

文 林茵
圖 林茵、尹錦恩
編輯 李寶瑜

其實,香港沒有房屋問題

【明報專訊】人,何以對一個地方產生歸屬感?
生活不止是衣食住行、吃喝玩樂。生活是參與。
沒有參與,只是過客;過客不會當這裏是家鄉,他只是存在。
沒有參與就不會有生活,感情亦無法滋長,遑論歸屬感。
姚松炎生於六十年代,與我城一同活着成長,「我們沒想過走,因此會參與投放;我們活生生,有生活、有感情。」
抓緊土地,留守參與,因為這是家。
專業,由鄉情誘發

前港大房地產及建設系助理教授、現任房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松炎在月初撰文質疑政府開發新界東北,平地一聲雷。他翻查政府文件,指出市區有2100公頃空置住宅地,質疑政府何以有地不用,大手動用納稅人金錢收購偏遠土地。據理力爭、以事論事,乃他一貫作風。他本業是測量師,跟梁振英份屬同行;沒向地產商靠攏,卻留在象牙塔專研本港房地產政策,爬條例、讀文件、查歷史、寫文章,向公眾評論政策利弊,講述本土歷史;沒太多掌聲,不甚有名氣;孜孜不倦,靠的是一腔熱忱。

點燃這份情的源頭,是美孚新邨,「自出世開始,每天踩單車、跟小朋友捉兒人、兵捉賊,過了三十年,你的生活在那兒,回憶在那兒,你的感情也在那兒」。他形容,美孚新邨是香港第一次出現有屋邨感覺的私人屋苑。有別於前代建築,屋苑的公共空間、遊樂設施,都是滋養人情的搖籃,也令他對這地種下歸屬。姚松炎首次對居住環境有所關注,是政府的一紙海填令,「在美孚,大海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跟海一起成長。看日落、釣魚、捉曱甴、爬艇游水。突然間,跟你一起長大的朋友要離開。」那年他十歲,震驚踩到頭頂,「那片大海是我的朋友,生活就在海」,原來這朋友,可以被慢慢填平消隱。

情感轉化為專業,他投身房地產及建設,也因土地樓房緊貼每個人的生活;但偏偏生活重要事,卻成為普通人無法弄清的「專業知識」,「很多人都不認識,是因為專業人士一直不願意把他們的專業知識以普遍市民都能夠接收的平台發放」,利益猶關,一怕得失老闆地產商;二怕財技曝光而蝕底,「然而我認為,你的知識愈多市民愈能理解,生意愈多」多年來,他在blog上撰寫數千文章,分析與土地房產有關的政策,把專業知識公開,讓普羅市民了解專業背後的邏輯與陷阱。

「政府覺得土地是自己的」

姚松炎專研香港土地房屋政策十多年,他強調,要討論香港的土地行政,必先認清一個由殖民地時期延留下來的事實:「香港政府不是代表香港市民,他是持份者,是土地的業權人。而土地收益佔政府18%的經常性收益,因此土地何時都是重要的戰略工具。」換言之,政府一直以大地主的身分施政,行政上不以民意為依歸,只重視「自己的地」怎樣賺錢,「政府由開埠起已依賴土地作為經常性收入,這是其他城市不會有的」,別國以稅和債作為主要收益,政府一定要面向市民和債主,受其約束;無債收的港府為維持低稅特色,實行高地價政策,變相在土地收稅,「土地稅比利得稅、入息稅都不公義,因為任何人都無法逃避;而且其他都是累進的,但土地稅是人人都付同等。」香港的低稅,靠的是動用土地價值

「政府幾時都有兩頂帽,很弔詭」賣地時,是盈利至上的地主;賣地後,就轉身成道貌岸然的政府,規管發展和建築物。角色混淆令土地發展問題叢生,並非新鮮事。回歸前有愉景灣的免補地價、華人行天橋的走數;回歸後有紅灣馬灣,例子多不勝數,「市民沒有這個認知,他們會覺得,政府代表人民,土地是我們的,想怎樣都可以,原來不是,政府覺得土地是他的。這很弔詭,為什麼政府不是代表市民去管理土地呢?」十年前他已提議,「政府應將所有的土地全部賣掉,沒有地,即使沒有民主選舉,政府都會乖乖回到代表市民的角色,因為他只剩兩個籌款方法:加稅或舉債。」二世祖有地在手,永不知驚;庫房沒錢不要緊,賣地永遠是續命丹,「香港政府有土地的擁有權和調動權,不需要、也沒有經濟誘因去聽市民的意思,沒有任何經濟壓力去了解市民的真實訴求,這是很危險的。」

政府收入要受市民約束

政府應該是一個什麼角色呢?應以什麼作為依歸?「政府的收入一定要受市民約束,稅和債,就是受市民約束。如果政府不受市民約束,又怎會有經濟誘因去令政府聽市民說話呢?」政府和市民坐不同的船,沒共同利益,民心自然難歸。與當下政治熱浪無關,姚松炎強調,「我對事不對人,我是說制度。香港政府是沒有一個制度來提供誘因令政府會以民意作依歸,政治無、經濟都無。靠什麼?難道靠他是聖人?」

點解樓價咁波動?

市民買不到樓,答案不外乎樓價高或乾脆搬出地產霸權等原因,然而姚松炎研究多年發現,「這麼多人買不到樓,是因為聯繫匯率。」港元與美元掛鈎,令香港失去對利率和通脹的自主權,令樓價不得不受外圍影響跌宕起伏;舢舨香港把自己縛在郵輪美國身邊,巨人當然有力乘風破浪,小船又怎敵暴濤?「03年時沒地產霸權嗎?那時房屋便宜,百幾萬有600呎海景單位,但無人肯買,但現在醫生都買不起樓。」地產霸權令問題更難解決,然而聯繫匯率才是主宰香港樓價升跌的最主要因素。「在宇宙裏有什麼關係永恆不變?就是聯繫匯率。但怎可能有一個不能郁動的匯率的?」若要橫過急流,就要做好預防措施,而非束手退場,「聯繫匯率都是一樣,做好預防措施,要不然聘請你幹啥?」

政府振振有詞以滿足港人的居住需求為號,發展新界東北,然而姚松炎卻指出,「其實香港沒有居住問題,不需要這麼多土地去起樓」,只要美國加息,香港樓價跌,便有大量空置單位,不用建新樓,「現在的需求是由聯繫匯率帶動的投資需求,投資需求是很實在的,全世界的資金,特別是國內的資金都湧到香港。現在有許多人有現金在手,怕貶值,因此想買磚頭保值,就選中香港」,若東北再建屋,投資者便會繼續入貨。

增長的只有通脹,生活質素呢?

即使不是為居住需求,政府也會以發展香港,保持競爭力為王道,新界必須被規劃開發,「以前是一定要發展,有發展才有經濟增長,有經濟增長才有好生活,把這些都劃個等號。等等!我們每步都要重新思考。我的人生需要什麼?」姚松炎問。以往可犧牲地球去換經濟增長,但在生態災難兵臨城下的今天,「犧牲地球換取經濟增長,到頭來花在清潔被污染環境的錢遠遠超過當時的經濟增長,是得不償失的。」贏粒糖,輸間廠。香港政府在1999年起大力推擴的可持續發展計劃,多年來資助不少發展農耕的項目,可見政府認同農耕發展,何以這刻卻要花錢剷去大量現存農地?

在發展的金漆皇牌下,讓我們敲問自身,省察當下,「你的增長只是通貨膨脹,生活沒有改善,只有眼前風光。百物騰貴,生活比以往更差」,「成日度GDP幹啥?GDP升100%,但我的生活也沒改善!」發展在人們身上帶來的,是豐盈還是空虛?有否為人們帶來生活的想望與安慰?有否連延人與人之間的牽繫,令人們更懂得尊重生命?「整個社會的發展應該守住一個原則,就是尊重每個人的選擇自由,讓每個人充分發揮優點和長處。」各安本性,自選其途,才是理想社會,「不要整天少數服從多數,這樣經常會造成不幸。」民主,必須學會尊重少數。

重建社區 重拾人情

在姚松炎心間根植的關懷,是人的歸屬。在設施完備的香港,人影滿城,然而人心疏離,跟社區的設計和規劃不無關係,「設計的人很多時都是想硬件,上學去哪、搭車去哪、幾多人口有圖書館、有法院。間開土地,把東西放進去;很多配套,但不會想社區網絡、不會想人際關懷、不會想文化或歸屬感。」制度與建設是人的器皿,無聲息地、無遠弗屆地影響人的行為,以至存活。建設處處的我城,人情卻寂寥,「我們小時家家戶戶開門,左鄰右里關係很好。現在沒有,都關上門。除非你是很主動參與的人,否則大家掂行掂過,你叫救命別人都以為拍戲。現在社會疏離得,你沒有平台去關心別人。」

由下而上 自發參與社區

我們需要一個豢養情感的搖籃——社區,「以人的關係為起點,自發參與發展社區,設施由他們處理,由下而上」。人們整天緬懷以往的人情氤氳,感歎當下冷漠計算,然而卻忽略了人情緊密是需要經濟動力的。姚松炎提到元朗一間小學跟本地居民合作,把廚餘變做耕作肥料,學生再把收成賣給居民,「這就是社區關懷,每個人在其中以經濟互動作為誘因,自發參與。不要以為整天可拍膊頭做義工,社區關懷是可以嘗試,由經濟誘因去推動。」一若以往農村的墟市、二手市場,都是可試行的方式。當人們自覺同在一村,自然守望相助;關懷不只在一家,而是擴至社區,「一個緊密聯繫的村文化,才能真正體現參與者的互動,令他們有歸屬感。」

文 阿離
圖 尹錦恩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