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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單車友好」政策 香港行得通?

【經濟日報專訊】在車來車往的倫敦、紐約等大都市,近年致力打造成為「單車城市」,鼓勵市民日常生活或上下班也可單車代步。

而踩單車近年在港亦大行其道,惟本港市區道路設計並不鼓勵單車行駛,但既然如倫敦等城市也可做到,本港又是否絕對「Say no」呢?

政府昨向立法會遞交的數字顯示,過去各區的單車意外傷亡數字有所增加,此亦可反映,在港踩單車人數愈來愈多。事實上,近年踩單車在港大受歡迎,尤其是不少中產,也加入踩單車行列。

立法會「開鑼」第一天,新任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便以踩單車上班形象亮相,但卻惹來同樣經常以踩單車代步的龐一鳴質疑是「做騷」,指胡志偉是由黃大仙坐港鐵到金鐘後,才踩3分鐘單車到立法會,他遂公開挑戰,邀約胡志偉踩單車直接由黃大仙踩到政府總部,這才是「真心踩單車上班」。

誠然,要踩單車上下班,在香港並不容易,本港市區人多車多,運輸署亦不鼓勵在市區踩單車,原因是市區道路流量較高,路旁上落客貨活動頻繁,有巴士或重型車輛經過,對單車客尤其危險。

不同於郊區有專用單車徑,在市區的車路上要踩單車,並沒有專用綫,「單車友」的確不容易,但面對如此「單車不友善」的路面設計,近年卻仍見不少人在鬧市中仍堅持踩單車代步。

例如前教育局政治助理楊哲安,過往亦踩單車到中區政府合署返工,財經分析員王震宇以往亦每天踩20分鐘單車上班,成功爭取中環國金二期提供單車泊位予單車友。

其實,在市區部分路段提供方便單車的友善設施,是否完全不可考慮呢?

可效倫敦 巴士專綫准單車用

交通繁忙的倫敦,政府近年致力打造成為「單車城市」,實行多項措施鼓勵市民多踩單車,大力推動上下班以單車代步。
為了方便單車友,在道路改建及設計上花了不少工夫,如把貼近行人路的車道劃為單車綫,雖被部分單車友指車道不夠闊,但至少有專屬路面可用。

本港的道路一般較狹窄,在路面騰出空間可行性極低。但亦可效法倫敦另一做法,就是將巴士專用道,也開放予單車使用,令單車友毋須與其他車輛爭路。

倫敦政府為了鼓勵住在郊區的上班族利用單車通勤,近年更規劃12條單車快速專用綫,連接市中心和市郊,假日則用休閒騎乘。務求在2025年把市民踩單車上班的比例增長至現時的4倍。龐一鳴亦指香港可參考把巴士專綫改為巴士與單車共用,吸引單車使用者。

其實,各地推行全民踩單車,更成為最佳城市的指標之一,以《經濟學人》每年選出的全球十大最適宜居住城市,包括墨爾本、溫哥華等,都有共通點,均有推廣市民踩單車的政策。倫敦市更在網站上以「單車革命」來形容現時的倫敦,並指「單車讓倫敦成為世界最佳城市的最重要工具。」

迎世界潮流 港建「單車城市」

單車成為世界潮流,不止可減碳環保,改善空氣污染,亦可推廣全民健康。丹麥哥本哈根是著名的單車城市,政府建議民眾每天踩單車一小時,便是希望提升全民健康,估計藉此可減省每年醫療開支達4,030萬歐元。

若然本港也可有一場「單車革命」,讓更多市民可以在市區以單車代步,上班族亦毋須一定要迫巴士、港鐵,則會否比起在維港建泳棚,更能紓減港人壓力呢?

無理當常理 「投訴之都」走火入魔?

【經濟日報專訊】一名視障人士日前帶同導盲犬乘搭港鐵,卻被乘客投訴「看來不似視障人士」,港鐵站長查問後竟提出要他掛上寫明視障人士的名牌,事件在網上惹起爭議。一宗荒謬的投訴,令人反思現今的投訴文化是否已過火?

導盲犬風波 凸顯無同理心

香港導盲犬協會主席曾建平,上周六(20日)在facebook留言稱,日前與導盲犬Deanna到月台準備搭港鐵,有站長上前詢問Deanna是甚麼狗,當得知是導盲犬後,站長解釋,原來有乘客投訴他看來不似視障人士,站長要求他日後坐港鐵,戴上名牌顯示自己是視障人士。曾建平則回應指若站長願意戴上名牌顯示自己是男人,自己或會考慮這「特別」要求。

事件在網絡上流傳,引發網民熱議,當中不少替曾建平感不值,批評該港鐵站長處理手法「離譜」,不尊重視障人士,亦有人斥責事件中投訴的乘客欠缺同理心及尊重,「香港投訴文化深入民心,有理無理都嘈咗先。」

本港近年被稱為「投訴之都」,投訴風氣蔚然成風,遇上不合理作出投訴,冀可改善或取回公道,是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事,但問題是,投訴出發點是否有合理的理據?

企鵝館被指太凍 啼笑皆非

今年7月,海洋公園冰極天地開幕,有遊客竟向園方投訴企鵝館太凍,令人啼笑皆非,館內溫度調低至8至10度因這是企鵝生存的環境需要,連這也投訴?道理何在?惹起爭議的投訴,近年還有屋苑居民不滿雀鳥叫聲擾人清夢,投訴青蛙聲擾民、木棉樹花開花落是滋擾等(見表)。

社會進步,問責意識抬頭,加上投訴渠道增多,花費一、兩分鐘寫封電郵,已可完成投訴程序,投訴數字增加不難理解。
誠然,投訴是市民的基本權益,合理的投訴可推動社會進步、消除不公平及違規行為,例如市民向消委會投訴黑店不良銷售、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政府部門的效率問題等,不但為自己爭取權益,也可促使店舖或機構改善,令其他人也受惠。
但時至今日,香港人的投訴文化,滲入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且變得事事以自身權益出發,個人受到「怨屈」或「看不過眼」,事無大小「嘈咗先」,要找「代罪羔羊」。
申訴專員黎年便曾指,部分投訴人只是為啖氣。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心態,對社會又是否有益?
更甚是,連年幼小孩亦耳濡目染地成為「投訴專家」,有報道便指有幼稚園學生不滿老師要求放好書包而出言唬嚇:「我媽咪會投訴你!」

投訴固然有其用處,但須有的放矢,顧及有理有節,濫用投訴機制,只會浪費社會資源。
在擁抱投訴的權利時,也應顧及同理心及互相尊重,能否以更大包容來取代事事投訴?
今年6月,台灣亦有一宗導盲犬風波,一位盲人帶導盲犬搭巴士,一名同車婦人頻向司機投訴狗有臭味,司機一再解釋是導盲犬,但婦人仍叫囂,車內一位中學生看不過眼,發起車內乘客公投,結果乘客都認為導盲犬不臭。
婦人不甘心,再打電話至巴士公司投訴,但答覆是:不會懲罰司機,且要給予獎勵。

濫用機制洩憤 社會欠包容

不顧理節的投訴文化,只會扼殺社會的包容空間,「刁民」風氣固然不可長,但另一邊廂,處理投訴的機構亦應以客觀公正處理投訴,若遇到不合理投訴也為了「以和為貴」或免卻麻煩而給予方便或討好,變相助長無理投訴歪風。
蛙不准叫、鳥不可以鳴、視障人士要掛牌表明自己是視障人士,還有更荒謬的陸續有來嗎?

上班求效率 踢走「磨爛蓆」風氣

經濟日報專訊】打工仔慨歎「有開工、無放工」,但有調查指,部分僱員只為向上司顯示自己勤力而超時工作。「香港精神」講求吃得苦、努力打拼,但不等如「磨爛蓆」,一日不改變「加班就是好」的想法,打工仔便一日難安心放工。
工時長問題存在多年,根據瑞銀今年發表的報告,本港工時平均每年2,296小時,在全球72個城市中排行第5,雖然低於首爾、曼谷等,但遠高於上海、倫敦等地(見表)。
今年1月有報道指,四大會計師行之一的德勤因不滿部分員工上班遲到,發出通告提點員工準時8時半上班,豈料有員工貼出另一「通告」,反指員工的正式下班時間應是下午5時半,而不是深夜或凌晨,諷刺公司要求員工要長時間加班。

「假加班」為博好感 管理層受落
當然,加班有時是因為工作需要,但也有另一種「假加班」,放工後留下來並非為了工作,只為博取僱主或上司好感,即所謂的「露面文化」。有機構昨發表調查指,11.9%受訪僱員認為逗留在公司的時間愈長,別人愈會覺得自己投入工作;21.4%認為很多同事不會在上司下班前離開(另有相關報道詳見A32版——「員工扮勤力 老闆未走不敢走」)。
這情況對於打工仔並不陌生,網上也有不少分享,指工作早完成了,但老闆還坐在公司,只能在座位上玩Angry Birds、MSN;又有人大吐苦水,指主管還在,沒有員工敢先走,6時放工要待至10時才走,整整4小時只在網上消耗時間。
誠然,一隻手掌拍不響,這又不盡然是打工仔的問題。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管理學院教授Kimberly Elsbach前年訪問39位大型企業主管,發現企業傾向把待在公司愈長時間的員工,視之為愈勤力、愈負責任的員工,有主管更以員工出席工作會議的次數來評定員工是否勤力,而不是員工在會議上有否貢獻。

工時長損健康 生育率低元兇
加班有獎,造成人人加班的風氣,但加班卻會影響員工心理及健康。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一項研究發現,相比每天工作7、8小時,工作時間長達11小時會令心臟病發作率增加三分二。而日本一向是超時工作的「冠軍」,更有「過勞死」的專用詞出現,每年有不少懷疑因過勞致死的個案出現。
即使是「假加班」,壓力可能稍減,但也令員工的私人時間減少,不止個人休閒活動,連陪伴家人或朋友的時間也相對變少。經合組織更指,工時長令不少夫婦要在賺錢與生育之間作出抉擇,且因往往選擇前者,以致工時長的地區,生育率偏低。
香港的生育率低是否又可歸咎於工時長,難有定論,但香港打工仔對於超時工作,則肯定感受良多,當外國都開始注重work life balance,港人是否仍要抱「比老闆早到遲走」的心態呢?
西方有「work hard、play hard」的觀念,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前研一在近年的著作《OFF學》中,提醒上班族不應只在工作的領域上游刃有餘,更要懂得「off」,把工作的開關關掉,好好享受下班後的生活。

勞資須協調 改觀念免無事忙
外國大型企業近年已漸漸拋棄工時愈長愈好的觀念,改為着重工作效率,例如IBM讓員工彈性上班,只要員工完成手頭工作,便可提早放工,公司亦沒工時紀錄,懶理你去釣魚或睇戲。
美國租賃影碟公司Netflix、健康網站Go Health等,則推行「假期無上限」制度,員工完成工作便可放假,Go Health高層曾指制度令公司更易吸引高質素人才,也可提高員工效率及減壓。
要改變「加班」文化,企業、老闆及員工都要一齊努力,而港府亦正研究就標準工時立法,預計今年底前發表報告。若然放工也要先查看老闆在不在,又要與同事商量何時走,無事忙卻要留在公司「磨爛蓆」,如此苦苦相煎,何必呢?

最差強積金基金白供三年半

(綜合報道)(星島日報報道)下月起,打工仔可以轉移自己的強積金供款到其他公司,實行強積金半自由行。消委會調查發現,有四成半強積金基金計畫過去五年回報「見紅」,僅二十二隻跑贏通脹率,其中最差的日本股票基金每年跌一成四,一名月薪一萬五千元的打工仔若只向該隻基金供款,將白供三年半。消委會更發現基金收費與表現沒有直接關係,呼籲市民小心選擇。

  消委會今年七至九月調查本港十五家強積金公司,涉及三十九個強積金計畫共五百二十三隻基金,收集其基金選項、收費,投資回報等資料。按過去五年的每年平均回報計算(回報率已將基金收費計算在內),發現表現最佳的是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畫──國際債券基金,每年回報百分之五點八,而最差的是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畫──日本股票基金,每年虧損蝕達一成四,兩者相差達二十個百分點。

  日股基金成重災區

  以一名月薪一萬五千元的打工仔為例,跟僱主合共每年供款一萬八千元,若全數向表現最佳的基金供款,每年回報逾半成,五年結算有十萬六千多元,共賺一萬六千多元;但若全數向表現最差的基金供款,每年虧蝕一成四,五年後僅剩下五萬多元,蒸發了三萬多元,即僱員白供三年半。

  在有五年回報率數據的三百四十一隻基金中,逾四成六都出現虧損。其中首十三隻最差的基金都是和日本與歐洲股票有關,而環球、大中華、美國和亞洲股票基金,和股票成分達六成以上的混合資產基金都是重災區,僅十五隻股票基金五年年均回報為正數,其餘八十六隻均為負數。

  消委會更發現,僅二十二隻基金的五年回報率高過百分之三成五,即跑贏五年通脹率,當中以環球債券基金表現最好,首十隻表現最佳的基金中,就有八隻屬環球債券基金。但一些標榜儲蓄或風險較低的保證基金也錄得虧損,如美國萬通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畫—保證基金,五年間平均每年跌幅達百分之四。

  收費高未必表現較好

  同時,研究發現基金的收費與其表現沒有必然關係。消委會發現,有三成有五年回報率數據的基金,即一百零九隻,收取高於同類基金的平均收費,但回報卻低於同類基金的平均回報率。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呼籲市民要根據自己的回報需要及可承受風險做決定。

  消委會又提醒打工仔,十一月開始的強積金半自由行,市民轉換基金公司會有六到八星期的「真空期」,如果市場波動大,有可能會變成低賣高買的情況,建議積金局與業界商討縮短轉移權益的處理時間。消委會已將五百多隻強積金基金的比較及詳細資料,上載至消委會網站www.consumer.org.hk。消委會強調往績僅供參考。

內地生罵港人「港狗」 仇恨要叫停

【經濟日報專訊】中大工程學院一名內地生在網上發表「港狗論」,其辱駡言論引起抨擊,網上更發起一人一信要求中大取消其獎學金及學籍。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無論「蝗蟲論」抑或「港狗論」,均反映兩地文化在進一步惡化。

來自重慶的內地生張文昌,不滿網民近日發起重陽節到上水站抗議水貨客的行動,留言批評港人「一個小小的特區還在天天鬧」、「我只能稱之為港狗」等,有關言論即遭網民批評辱罵港人,並迅即被「起底」,指他領取本港的60萬元獎學金、就讀香港的大學,是「忘恩負義」。

網民促中大撤學籍 事主道歉

大批網民更發信至中大校長沈祖堯,要求收回其獎學金及取消其學籍。張文昌其後急發表道歉信,指自己一時衝動,希望香港市民原諒(見表)。中大則回應,輔導長於昨日和張同學會面,告誡之餘亦提供輔導,冀公眾給予包容。

早前北大教授孔慶東罵港人是狗,引發激烈回響,今次再有內地人「港狗」言論,更隨時進一步將戰場擴展至校園。

事實上,港人近年對內地人的負面情緒,除了因自由行大增,大量內地人湧來本港搶床位、奶粉外,教育也是其中一個範疇。

內地生人數不停上升,根據教資會資料,在2000年內地生佔總本科生人數的0.9%,但至去年已升至7.7%,來自內地的研究生人數更從2000年的8%,升至去年40%。

大學校園本來應是接受多元文化的地方,但卻有港生對來自內地同學有微言,直指「聽普通話多過聽廣東話」、「國際化等同內地化」等。

早前的港鐵內地小童吃點心麵引發中港罵戰、光復上水站等事件,以至10月初內地人貝澳爭紮營等衝突,已凸顯中港矛盾進一步惡化。

一位在內地出生、來港多年的青年,在網上撰文指,現已是香港永久居民,但在今天的香港,卻感到所說的話、所做的事,因為「大陸出身」而遭到質疑乃至攻擊,又指深深感受到了這一年來的香港氣氛轉變,慨歎香港也講「政治身份」了。

張文昌批評港人是狗,固然不對,可是他並不能代表所有內地人,大部分來港的內地人,畢竟可與港人共處。中港合作,無論是經濟或社會方面也是無可避免的。中港雙方的矛盾不可任由其惡化下去,還須靠政府政策配合及社會包容,才可望化解:

港府應出手 免中港罵戰蔓延

‧從政府角度,涉及資源分配、可能引起中港紛爭的問題,必須盡早處理,否則重蹈雙非孕婦搶床位或內地水貨客的覆轍,待到市民上街示威,政府才出手,已是太遲。

網上經常有被指來自內地的小童當眾大便,例如有網民流傳有旅客抱起小童,讓其在港鐵站的垃圾桶上大便的照片,這些文化令港人大為反感,職員又是否可以即時採取行動?或按港鐵附例加以阻止或票控,軟硬兼施減少有關行為?

‧從市民角度,也應該以理性客觀態度看待事件,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以一些個別事件來標籤內地人。不然,內地人罵港人是狗,港人罵內地人是蝗蟲,只會令到仇恨之火蔓延,中港互罵之風實不可長。

新加坡今年2月,亦有一名獲全額獎學金到新加坡進修的內地生孫旭,批評新加坡「狗比人多」,事後新加坡國立大學認為其行為有損校譽,對社群不尊重,他被判罰3個月社區服務、罰款3,000坡元及停止發放最後一個學期的獎學金。

張文昌已出道歉聲明,但眾多網民仍氣難平,堅持要求中大革除其學籍,大學有校規可依,獎學金也有發放的準則,中大如何處理有其決定,但以言入罪,非本港作風,惟望風波盡快平息,倘罵戰再延續,雙方都會受傷!

李碧華﹣混吉

半紅不黑的藝人,Shopping時試衫又試鞋,左挑右揀,搞搞震冇幫襯,被人拍到稱之「混吉」─這是有階級觀念的,如果當紅,大受歡迎,選不到喜歡的,只因要求高不合心水才空手而回。「混吉」乃比較勢利之形容詞。

農曆新年家家愛買花買桔賀歲,圖個好意頭,忌諱用「運桔」一詞,以免來年不順利,渾渾噩噩一場空。

「混吉」有典故,出自香港早期的茶樓、小飯館、茶餐廳。當有客人光顧時,店方先免費奉上一碗清湯,然後再請他們點菜。不過是淥麪餅香腸午餐肉,或煮熟雞鴨鵝豬牛等肉類的一鍋「有味水」,沒什麼湯料,談不上湯渣,空空如也,「空」與「凶」同音,不祥,所以稱「吉水」。三餐不繼的貧苦人家,就算混不上飯吃,也可裝模作樣坐下來混碗吉水暖暖肚,喝了,趁伙計不注意時溜之大吉,店方只能罵一聲「混吉」。

本來這已是一百幾十年前塵,但為什麼我們每次見到那些庸官,渾噩閃躲詭辯又一天,一事無成,總覺是來混吉,這是個「混吉班」嗎?─當然不!庸官混到優薪,肚滿腸肥,豈是吉水可比?

吳靄儀﹣我的認同

政府「擱置」但不「撤回」國民教育科指引,有些報章社評表示,平息了政治風波,就要回到如何多點認識中國的問題上。這些老編,將「認識」和「認同」混亂了。根本沒有人反對多認識中國,反對的是以此為工具,迫學生認同「國民」身分。

我小時又頑皮又反叛,上學主要是宣示不滿,幸而老師又了解孩子又有愛心,對我只是諄諄善誘,善「誘」之下,令我這名聰明笨蛋十分佩服:被罰也心甘情願。

我是讀官小的,港英管治,自然不會有以培植認同中國國民身分為目標的學科,只有國文科,目標是令學生能讀能寫,免做文盲。

我忘了那科考試成績好不好,但記得我很喜歡作文,因為我喜歡表達自己,覺得有很多東西要表達,什麼作文題目也表達一番,偷看父母親訂閱的雜誌書刋如《武俠與歷史》、《西點》之類,產生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念頭幻想,也要表達一番。 我的中文老師叫麥敦博,溫文爾雅,改學生的作文花足了心機,對我尤其勸勉有加。六年級,小學會考完畢,上課有餘暇,就教我們讀唐詩宋詞,一首一首的背誦,一首一首的解釋,令我大為傾倒,從來沒有理念化,但感性上深深認同我們的中國文化真是偉大。

到了升中學,讀的是英中名校,外國修女非常不解人意,力求我們短期內追上英文程度,時加脅迫。這一來,激起了我的反叛個性,反而更加認同我的中國人身分,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後話。

公屋輪候者 四成住公屋居屋 30歲以下4年增6倍

【明報專訊】公屋輪候冊申請人數直逼20萬大關。房委會調查顯示,公屋申請人中,有43%是公屋或居屋住戶,餘下則是居於私樓的市民。而輪候冊上30歲以下的新增單身申請者,更由2008年的2800名增至今年逾2.03萬名,4年急升超過6倍。

截至今年6月底,公屋輪候人數已達19.96萬。房委會早前抽選3000名公屋輪候冊申請人作統計,以蒐集申請人的經濟特徵等資料。調查顯示,現時輪候冊申請人整體家庭入息中位數為8500元,較2008年的7200元增加18%。

調查又發現,申請人是公屋住戶的數目愈來愈多,55%申請人居於私人房屋,較2008年的62%跌7個百分點。住在公屋及居屋的申請者,佔整體申請者的43%,較2008年的33%增加。至於住在臨時房屋如天台屋的申請人,則由佔整體5%減至2%。

非長者單身申請主因:希望獨居

另外,調查反映公屋申請人有年輕化趨勢,當中新登記輪候冊申請人平均年齡,由2008年的43歲逐年下降至今年的38歲;而非長者單身申請者的平均年齡,亦由2008年的37歲下降至今年的30歲。

調查發現,輪候冊有4.57萬名30歲以下單身申請人,單在今年已新增2.03萬,較2008年的2800名急升6倍;當中30歲以下單身申請人中,43%登記時是學生。有62%申請人稱,獲編配公屋單位後將脫離現住戶,另組新家庭;而在非長者單身申請者中,68%表示「希望獨自居住」是申請公屋的主因。

身兼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員的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公屋政策在樓市熾熱下已被扭曲;私樓價格與實際負擔能力脫鈎,年輕人根本無力負擔,唯有選擇申請公屋,公屋家庭子女長大後,為改善生活或期望擁有自己空間,選擇「拆細」申請,令申請人數大幅增加。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原定周五舉行首次會議,將順延至下星期一,原因是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當日要出席立法會有關南丫島海難慘劇的特別會議。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認為,在供應短缺、私樓租金猛漲下,未來年輕人申請公屋的趨勢仍會持續;而政府復建居屋亦吸引申請人策略性申請公屋,利用公屋作跳板申請居屋。

港600茶餐廳不敵貴租去年執笠

【明報專訊】作為香港人,即使沒有聽過捷榮咖啡這名字,亦極可能飲用過捷榮的產品,因為本港超過九成的連鎖快餐店都採用捷榮的紅茶及咖啡。捷榮國際主席兼行政總裁黃達堂已是家族生意的第三代傳人,他指出,香港高租金改變餐飲業生態,粗略估計去年有超過600間茶餐廳結業,即使公司已是市場一哥,要支撐企業繼續發展,必須向北望。

捷榮主席﹕要發展必須向北望

捷榮紮根香港80年,前身是捷榮辦館,主要經營雜貨、批發和咖啡炒磨。1970年代末,麥當勞進駐香港,咖啡及紅茶需求大增,剛接手家族生意的黃達堂決定專注做茶啡供應。

乘着這股潮流,捷榮近乎壟斷本港的咖啡紅茶市場,80年代是公司增長高峰期,現時於快餐連鎖店、茶餐廳及酒店供應茶啡的市場佔有率,分別為92%、80%及40%。雖然公司獨佔鰲頭,但黃達堂指出,本港餐飲業生態劇變,再擴充亦只有往大陸發展。
「我不說什麼地產霸權……你看大家樂、大快活,近年地舖買少見少,轉向樓上舖或地窖發展。茶餐廳去年結業超過600間,不少是業主大幅加租刻意趕走,原址少於一半是重開茶餐廳。可以預見,家庭式經營的茶餐廳會式微。」有見及此,黃達堂要把捷榮變成綜合餐飲服務供應商,進軍內地,並分四大範疇,包括飲料、麵食、奶類及凍肉和相關產品。

在星已上市 仍盼在港掛牌

儘管認為本港市場發展空間有限,香港仍有一個市場吸引捷榮,就是股市。捷榮於2001年在新加坡上市,黃達堂說,若時機合適,希望公司可在香港掛牌,畢竟本港股市規模及集資能力較強,而要把生意擴大,一定要向資本市場借力。

爽文摘:外國人無法融入的中國

外國人無法融入的中國

You’ll never be Chinese – Why I’m leaving the country I loved 英國《Prospect》雜誌節錄

上月初,在浙江莫干山經營民宿與咖啡店的英籍老外Mark Kitto,與居住了16年的中國道別了。這位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通,在傳媒撰文表述了無奈的離思:「我曾經想過在中國成就我的終身事業與人生,但現在我要走了。」
Mark Kitto熱愛中國,卻也因了解而分開。原因很多,最主要的,還是為了下一代。他表明受不了中國模式的教育制度,受不了女兒在開學日便要被迫看歌頌解放軍「打敗」北川大地震的樣板電影。香港的高官應該感同身受,否則他們不會把子女送到外國讀書,而拒絕留港接受國民教育。

Death and taxes. You know how the saying goes. I’d like to add a third certainty: you’ll never become Chinese,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or want to, or think you ought to. I wanted to be Chinese, once. I don’t mean I wanted to wear a silk jacket and cotton slippers, or a Mao suit and cap and dye my hair black and proclaim that blowing your nose in a handkerchief is disgusting. I wanted China to be the place where I made a career and lived my life. For the past 16 years it has been precisely that. But now I will be leaving.

But this article is not personal. I want to give you my opinion of the state of China, based on my time living here, in the three biggest cities and one tiny rural community, and explain why I am leaving it.

Fear of violent revolution or domestic upheaval, with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at violence sure to be directed at foreigners, is not the main reason I am leaving China, though I shan’t deny it is one of them.

Apart from what I hope is a justifiable human desire to be part of a community and no longer be treated as an outsider, to run my own business in a regulated environment and not live in fear of it being taken away from me, and not to concern myself unduly that the air my family breathes and the food we eat is doing us physical harm, there is one overriding reason I must leave China. I want to give my children a decent education.

The domestic Chinese lower education system does not educate. It is a test centre. The curriculum is designed to teach children how to pass them. In rural China, where we have lived for seven years, it is also an elevation system. Success in exams offers a passport to a better life in the big city. Schools do not produce well-rounded, sociable, self-reliant young people with inquiring minds. They produce winners and losers. Winners go on to college or university to take “business studies.” Losers go back to the farm or the local factory their parents were hoping they could escape.

There is little if any sport o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Sporty children are extracted and sent to special schools to learn how to win Olympic gold medals. Musically gifted children are rammed into the conservatories and have all enthusiasm and joy in their talent drilled out of them. (My wife was one of the latter.)

And then there is the propaganda. Our daughter’s very first day at school was spent watching a movie called, roughly, “How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firm and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heroic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uccessfully defeated the Beichuan Earthquake.” Moral guidance is provided by mythical heroes from communist China’s recent past, such as Lei Feng, the selfless soldier who achieved more in his short lifetime than humanly possible, and managed to write it all down in a diary that was miraculously “discovered” on his death.

The pressure makes children sick. I speak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o score under 95 per cent is considered failure. Bad performance is punished. Homework, which consists mostly of practice test papers, takes up at least one day of every weekend. Many children go to school to do it in the classroom. I have seen them trooping in at 6am on Sundays. In the holidays they attend special schools for extra tuition, and must do their own school’s homework for at least a couple of hours every day to complete it before term starts again. Many of my local friends abhor the system as much as I do, but they have no choice. I do. I am lucky.

An option is to move back to a major Chinese city and send our children to an expensive international school-none of which offer boarding-but I would be worried about pollution, and have to get a proper job, most likely something to do with foreign business to China, which my conscience would find hard.

I pity the youth of China that cannot 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the cities (which have to set limits on how many Chinese children they accept) and whose parents cannot afford to send them to school overseas, or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e special schools for the Party privileged. China does not nurture and educate its youth in a way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become the leaders, inventors and innovators of tomorrow, but that is the intention. The Party does not want free thinkers who can solve its problems. It still believes it can solve them itself, if it ever admits it has a problem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nly one it openly acknowledges, ironically, is its corruption. To deny that would be impossible.

I read about Ai Weiwei, Chen Guangchen and Liu Xiaobo on Weibo, the closely monitored Chinese equivalent of Twitter and Facebook, where a post only has to be up for a few minutes to go viral. My wife had never heard of them until she started using the site. The censors will never completely master it. (The day my wife began reading Weibo was also the day she told me she had overcome her concerns about leaving China for the UK.) There are tens, may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ainland Chinese who “follow” such people too, and there must be countless more like them in person, trying in their small way to 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One day they will prevail. That’ll be a good time to become Chinese. It might even be possible.